金毛尿黄眼屎多不吃饭？
11月24日，上海一对夫妇把自己的金毛扔到了浦东新区六团镇团西村大公路上。他们的理由是：狗喜欢吃粪
便，喜欢攻击孩子，父母们养狗是有风险的。
对于“爱狗人士”把狗看作自己的孩子，我们还可以理解。但这位妈妈居然以“狗喜欢吃粪便”为理由，将自己的孩子丢弃，这不得不让人们对该事件的真相产生好奇。而事件真相大白后，许多人对这位母亲的举动仍然不解：为什么要丢狗子，儿子也不养了？
然而，这样的奇葩事件并非个例。2013年，武汉一对夫妇生下孩子后索性将8个月的牧羊犬丢弃；2014年，南京一位女子因爱人嫌狗毛多，弃狗后卖掉；今年清明节，山东济南一位母亲让自己的儿子丢掉了3年的爱犬。
爱狗？还是祸狗？其实养狗的风气古已有之，但自古官家禁止民间养獒。究竟缘由为何？可查证《宋史•职官五•御猫房》：“本所官给米面月二斗，炙鼠药一壶。每日铺侍猫前，听其嘶唤，失乳者别与鼠药，仍给满月乳犬一只、面二升，遣归本家抚养。”原来宋时官家养猫，以捕鼠备祸，因不敢独食其利，而赏给面米，听还本所。官家尚且忌讳猫狗，何况民间？而到了清代，顺治八年（1651年）十二月十三日钦颁猫犬减司奏销历，又有何怀疑？!清王朝覆灭以至民国，养獒成俗，官府倒没有多事。惟国民政府警察局于民国二十三年（1934年）七月颁布禁养猛犬令，以预防伤害良民，保护公私财产。然而管制日久，养獒之风反更盛：一则豪家富户固蓄珍獒；二则警犬亦多。至中华人民共和国，法无禁止，遂使养獒成风。
中国向来将狗视为宠物，谓之“宠物狗”。但古来并非无用，且多善扑咬，如獒、如虎、如豹。獒，《说文》“獒，猛犬也，曰獒。”清代刘献廷《广阳杂记》卷四“犬”载：“古之禁蛮夷，必以獒养之。今官军旁远，无事时或驱以御贼，亦效用哉。”又引《西京杂记》：“李陵降匈奴，教其骑射，训其狼性，得千里骥，炼成怪兽，号曰‘獒’。”是知汉代西域已有犬种输入。惟《尔雅》注“犭华”为“兽名，似狸，而髦鬣甚长，音如枭啼”。郭璞谓“獒四尺已上曰獒，土人取其萌之者，膏以献公堂”。而唐代边使常以方物上献，狗即为其中之一，其名“蛮子”、“牙郎”，又或“八郎”，别有声号。又，《二十四史》中与史实相符、与“狗”有关之文字比比皆是：夏有狗监，商有狗奴，西周有狗氏、丧家狗，春秋有晋献公爱狗、孔子论“狗马”，西汉有细柳、郎官、卢都尉杀狗，东汉有冯衍避仇养狗，三国有周群犬告事、郭淮杀狗、诸葛亮犬忌蜀军，南朝有宋武帝酷爱真驼、猛犬，梁武帝萧衍喜养獒，陈霸先尝搏牙郎于狗，北朝有代国破于狗，唐太宗李世民得良犬命作诗，李恪得萨摩耶之种，高力士击狗之奇、杨国忠杀狗之秽，宋太宗赵光义爱狗、吕端斗鸡喂狗、种世衡以羊哺犬，元世祖忽必烈命射狗，明太祖朱元璋爱狗马猪鸡、常以草裹狗腹置于乘舆前求肥，郑和以香犬贡于世祖，清圣祖康熙帝得日本土犬，仁宗嘉庆帝封獒，宣宗道光帝爱巨獒，文宗咸丰帝好牧驴犬，奕詝爱犬名曰“龙儿”，末帝溥仪爱狗……
至于史书中的“胡狼”，即蒙古狼。清代徐珂《清稗类钞•动物•狼》：“狼形如狗，而大且猛。其昼伏夜出，行以二十里，夜行以五十里。”今蒙古北部之地，西伯利亚一带，犹有狼种。
现代社会上，西方来的獒，东洋来的沙皮，非洲来的警犬，美国来的赛虎，南美的杜高、巴西獒，巴基斯坦来的哈柯，印度来的史宾格（俗称斗犬），阿富汗来的阿普索尔（俗称土狗），英国来的獒王（俗称大丹），德国来的黑贝（俗称狼狗）……不胜枚举，皆为所谓名种狗。惟其中狗性最猛者为藏獒，即所谓蜀獒，本出西羌，后以名种而遍传各国。此虫虽异于本邦，然力猛性暴，肉药用之，入药惟肉用，不可骨用。
人们常说“画眉雪里坐，听琴肩上躺”云云（唐·李洞《赠皮医师》），其实自古名士便以养琴、竹、鹤、犬为雅。如宋代米芾《珊瑚帖》：“余欲往独乐园看垂虹，独乐馆下有一犬，好啸，名‘墨卿’，望为之。”而明代徐渭更以“狂来轻世界上，睡去浑忘世间人”（《短狗行》）自豪。